甚至灾异发生的原因也被认为是一种修德未至的后果，这已溢出了帝王处理灾异之变时的常态方式。

)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根本目的在于真理的追求和知识的探讨，它的基本特点是客观性和科学性。国学热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认识误区，在所谓国学的传统文化、哲学、宗教、历史等研究领域里，儒家只是以学术资源的角色出现的，只是作为客观存在的文本成为被研究的对象。

从早期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到后来的大同书，康有为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图景作了乐观展望，他的思路并没有脱离儒家的范式。他认为任何一个教派或信众团体都不能无视与传统的连续性，否则就要冒失去其独特的社会身份的代价。把儒家传统定义为宗教，不是要剥夺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哲学属性，而是在承认它作为哲学学科的学术资源之外，同时认识到它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的属性。无独有偶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教授余英时指出，现代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不在于形而上而在于形而下，因而他并不赞同当代新儒家试图通过形而上的玄理论说来复兴儒家价值体系，而是主张儒家的人伦日用化来重建其价值伦理体系。宗教的功能有很多，既有宗教性的(也可叫做超越性)也有世俗性的。

(一) 首先是儒家宗教性讨论应该放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进行，我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考虑。而哲学除了作为一门学科以外，也可以指社会实践中的认知行为。'及论人才，曰：'陛下奈何轻退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人君之学，当正心诚意，以仁为体，使邪僻浮薄之说无自而入，然后发号施令，为宗庙社稷之福。因北宋立国基础十分薄弱，故时刻处于"畏"与"忧"的心理状态，故王夫之说宋太祖的心理是"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这与两汉经学主要集中于宫廷的贵族化特征大有差异。"（[48]）亭林等清初士人强调"风俗"的思路其实根源在于南宋。

"儒学"在汉代日益被官学化，成为迎合王者之政治意识形态诉求的僵死体系。如何摆正两者的关系就变成一个宋儒议论的重要话题，也同时左右着帝王治理帝国的态度。

江浙士人沦为政治变革中的辅助角色，恰恰是其过多依附于实证经验传统所造成的后果，这种传统尽管自清中叶以来在学术积累上颇显优势，却是以逐渐疏离政治敏感度为其代价的。汉代虽不时有循吏以"条教"的方式推行儒家教化，但毕竟是一时之举，难以达致深远的效果。根本不存在什么超越政治和社会层面之上的悬空的儒学价值。'曰：'不知入而对宦官嫔御，又如何？'"上曰："亦以至诚。

[119] 参见韩明士：《陆九渊，书院与乡村社会问题》，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445－470。北方部族南侵导致领土版图的南北分割，这个地理格局之变对儒学之使用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就为以后的儒家按己意发挥诠释提供了余地和空间。"儒家"在宋代以后的最大变化，是其民间形态的重新复苏和活跃。

这套解释在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这本名著里表现的尤为明显。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

关于《禹贡》规定的地理范围，比较著名的说法当数《尚书•禹贡》篇末尾所说那句："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的记载。同时又通过尊崇这些乡绅所具有的文化品格和学问内涵，具体说是"道学"的特质，使得地方社会的先贤偶像具有了超越某一区域之界线的象征意义。

南宋的刘子和曾任赣州教授，他发现当地学校中本来设立有赵清献公祠，但已被废弃掉了，却为还活着的郡守、部刺史等五六人立了生祠。此时的儒学也常以地域化学派的形式活动，等到一有机会影响朝廷，这些儒者往往以底层人士的身份进言教化君王，以正君心，新儒学的理念也常常借此伸展至宫廷内部。从"儒学地域化"的角度来说，这个过程是布衣状态的儒生从区域性的民间流派试图占据上层思想制高点，同时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尝试。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不过是在反复论证儒学被西方思想替代的历史，并且以清洗旧思想的程度以为衡量近世人物"进步"亦或"落后"的依据。换句话说，在近代西方环伺的境况下，对政治的敏感度和政治行动能力的高低已成为界定儒学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19]） 尽管唐代政书《通典》中已经刻意地说："患在德不广，不患地不广"，并举了秦朝拓境敛财，杀人盈野最终陨落的例子，说明"德行"的重要，但我们发现唐朝的分裂恰恰也与羁縻州和节度使制度有关，依赖豪族和门阀制的背景选拔人材在唐代也是主流，后来常被认定为靠"德行"甄别官僚人选的制度还没有最后确立起地位。

这种"反专门化"的态度使得儒者身份和那些政治实用性很强的吏胥官僚阶层自然区分开来。三、"讲学"以"正君心"：道德实践的发蒙 3.1 对王安石"制度主义"的清算： 在宋人的心目中，儒学之用是个大关节问题，如龟山之婿李郁就曾说过："学者当知古人之学何所用心，学之将何以用。

"（[88]） 这段评论有点象夫子自况，因为宋朝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强兵富国的功利思路一直占据主流位置，而没有人看重道德实践的成就对治世引发的促进作用，也没有深究"为学"与"为治"的一体关系。""臣之辄以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

如元末士子桂彦良和明太祖交谈"必以二帝三王为本而折衷孔孟，要以明圣学，格君心为务。我们强调儒学与政治行动能力之间的关系，绝非否认儒学具有整体性价值的一面，而是检讨儒学在近代受到惨烈冲击的境况下仍在多大程度上残留着其运用政治文化方面的活力，这种活力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支配着国人的言行。

如有一位程颐弟子因朝廷中屡有攻击老师的言论，故拒绝接受高宗的聘请。"（[55]）甚至士人因过度受到尊敬以致于矜持到拒绝对话帝王的故事也比比皆是。[17]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 [18] 参见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当然，儒学"地域化形态"虽然通过民间自由讲学的方式构成了其历史差异性，但亦通过经筵会讲的渠道重新渗透进上层机构，同时为帝王所整合收编，成为重构上层意识形态的资源。

'前后进说，未有一语及于功利。"儒学之用"首先体现于塑造帝王道德心灵时摈弃王霸功利理念的成功，这是以往朝代所难以企及的成就。

[76] 《宋元学案》，第三册，页2571。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乱。

[13]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页10－11。再举一例，阳明弟子冀元亨参加正德十一年的湖广乡试，有司以"格物致知"发策，冀元亨不从朱注，"以所闻于阳明者为对，主司奇而录之。

[1] 程美宝：《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评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要理解朱熹的"道学"理念，必须把它置于南宋时期"南北"对峙的空间格局里加以认识。明代大儒湛若水则不但撰有教化帝王的《圣学格物通》，还沿袭了宋儒随处建立先贤祠的传统。即把"儒学"具有的"政治性"作为我们的关注焦点。

故有学者认为，自汉代开始的疆域扩展和它的实际统治区域是完全一致的，即户籍、税收和律令控制均可实际予以贯彻，包括对夷狄的统治。"儒学"展现其价值时并不是作为上层意识形态的辅佐者和建构者出现的，而是从底层慢慢涌现出了许多不同的流派，通过民间讲学辩难的方式，逐渐波及影响到了上层帝王和官僚阶层的思想和行为，这在宋代以前是很难想象的现象。

朱熹为他做传说"先生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宿斋豫戒，潜思存诚，冀以感动上意。杨简又问："贤否是非历历明照否？"宁宗说："朕已照破。

如治军旅、治财赋、治礼乐，与凡天下之事，皆是学者所当理会，无一件是少得底。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